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英国民主发展初期，当时还没有民粹主义，可以通过财产权来划分选民和非选民。在这样一个界限范围内，民主的游戏规则始终受到尊重，不会遇到民粹的挑战，民主规则可以从小范围里逐渐扩大，用既有的民主文化规则与氛围来教化、约束、整合新扩大进来的人们。扩大进来的成员始终处于这个范围当中的少数，他们在学习既定民主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逐渐养成了遵守规则的圈子中人，按民主规范与游戏规则约束自己。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民主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文化始终能够保持对新成员的有效整合能力和教化能力。

民粹主义路径正好相反。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长期专制的社会，专制崩倒了，突然之间每个人都享有民主了，每个人都有选票了。但此前谁也没有得到过民主训练，一人一票的权利如此神圣，如此符合“人民公意”，不容置疑，多数票就可以拥有了决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决定权。然而，新成员如洪水瀑布般涌入民主圈，这样的“乌合之众”最容易受煽情的政客左右。人们如痴如醉，整个民族却面临危险的深渊。

台湾也存在由于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当年陈水扁正是用极端手段来刺激大陆对台做强势反应，以此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于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战争危险。概括地说，陈水扁的竞选秘诀实际就是“刺激大陆——大陆反弹——悲情动员——省籍划界——民粹多数”，我在台湾访问时，一位台湾学者说，你回去要告诉大陆朋友，中国将来搞民主化，最好是想学习英国模式，不要学我们。

当然，直接学英国也是不太可能的。英国模式是在封建贵族等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以及绝大多数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旦进入民主化过程，“民众是主人”就成为天经地义，任何小范围递进扩大的民主化路径，将被大众所质疑，人们会问你“凭什么你们可以享受民主权，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这种话语是最强有力的，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

为什么在民主高潮来临之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地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价值与思维方式。

对于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官员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法团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与其说是有这么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于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警惕极左思潮回潮

令人担心的是，在提倡红色文化的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会借机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极左化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反改革派，就和民间的不满改革的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穿黑袍的，因此叫“黑色革命”。与其说中国要防止红色革命，不如说要防止“黑色革命”。由于中国出现社会不公，底层阶层严重不满，出现了极左的“黑色革命”的概率，似乎要远远高于自由主义的“颜色革命”。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会发现，“颜色革命”并不是所有社会都会发生的，它的出现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作为条件。那就是，第一，这个国家采取了多党制的全民普选；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弱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体，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双弱结构”的体制。更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弱势的民主政治下的产物。

“颜色革命”发生的机制是，民主政府在弱势国家体制下，既没有足够的政绩来满足人们的心愿，腐败与社会不公又难以治理，人们又没有能力与国家强力部门进行沟通，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治理失败必然引起广大选民强烈不满。这就使反对党可以借助民粹主义广场效应，通过煽情而获得大量选票，外国政治势力出于自私的目的也推波助澜，于是在野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那些靠这种民粹主义手段上台以后的新政客，同样是个弱势政府，仍然解决不了积重难返的问题，老百姓仍然不满。于是风水轮流转，又被下一波反对者利用民粹主义方式再把他选下去。一切又周而复始。

由此可见，颜色革命必须是在弱势民主体制条件下才会发生。中国现在的体制恰恰相反，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完全不存在普选总统，以及选票决定政府命运的情况。颜色革命的体制和中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些人之所以担心中国会出现颜色革命，完全是用肤浅的类比思维。其实中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极强势威权体制，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是弱势民主体制，这两者在结构上根本不同。换言之，由于认定中国要防止颜色革命，于是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家越来越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主性越来越弱。这就如同是犯了中医上的阳亢症，我们却大服补阳的药剂一样。

其实，邓小平多年一直反对重提阶级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左的意识形态多么厉害，阶级斗争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中国的“黑色革命”就一步一步从潘多拉的魔盒里向我们走过来了。

邓小平的权威主义是尽量减少公众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从广场请到市场上去，进入威权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political　apathy）逻辑之中。在国家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恬淡气氛有利于降低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有利于政治稳定，为政府从容调整经济争取了回旋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威权政治国家走向成功现代化的经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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