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新保守主义：能否成为“左右之争”外的第三种选择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何克服转型期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转型期困境矛盾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最近由所谓新左派主办“乌有之乡”网声称有22个省的新左派人士要集体“公诉”茅于轼与辛子陵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公诉文”后面的跟帖支持率高达95%。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他的网站，却没想到出现意外的结果：这些网站内的跟帖的立场恰恰反了过来：网民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同样高达95%。论争双方不但是观念上完全对立，而且都表现得相当情绪化。这表明，当下中国社会共识裂度已经十分明显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是国内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时期。那时新左派的话语权不是很强大，自由派也不是很绝望。新左派势力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并不像现在网上那么自我膨胀。现在他们却自认为得到了某种鼓舞，认为中国开始回到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他们网站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2009年是新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则是他们的“战略相持阶段”，到了2011年，他们认为时局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了。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新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征，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

要判断某人是新左的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凡是文字艰深晦涩，看不懂的，那就是温和派；凡是写得很通俗，那就是激进的毛左派。前者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乌托邦自得其乐，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后者要进行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表面上，新左派在网络上咄咄逼人，但他们在全国网民中的比例不会高于1%。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很少，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事实上，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总的趋势是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治。近年来他们大多数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

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1980年代后期知识界出来的“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20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八九事件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激进主义与务实政府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者都属于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么？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派与新保守主义者都尊重执政党的统治权威。两者的区别何在？从政治哲学上说，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用美国学者彼得·伯格的话来说，长期确立的制度所凝聚的崇敬感，使其具有潜力去满足社会的新目标。

其实，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严复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可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这里的“守”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

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他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此后建立整合性的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些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应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俄罗斯的“五百天计划”那样，简单地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 会 多 元 化——公 民 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民粹主义：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新保守主义特别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有民粹民主的取向。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其结果将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

比方，如果中国实行民选总统，有人站出来说，他上台后一定要解放台湾，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又或者说，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差不多让他们破产，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能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此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政客，要么把整个国家引导到一个很危险的战争深渊当中去，要么大搞平均主义福利主义，使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庇隆总统（1895—1974）在短时间里让全国劳工工资涨了40%，结果是资本外逃，外资撤走，大量失业，福利又不能降低，于是政府大印钞票，大借外债，阿根廷从二战以前全世界生活水平前六位，跌到现在的七十几位。至今拉美还在承受民粹主义的恶果。所谓的拉美病就是民粹主义病。

除此种民粹主义，还有一类靠民粹主义上台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空谈家，议会变成政治清谈馆。这样的人既没有能力解决经济转型与贫富分化的矛盾，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就是一个空架子。例如泰国与南亚一些国家就是民粹主义政治下产生的弱势政府。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要么是弱势总统，要么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在谈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此类哑铃形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么变成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那样；要么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培育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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