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半月谈　　作者：张遥等

　　今年春节之后的那场“用工荒”似乎在那之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局部性的招工难实际并未绝迹。近日，来自西部和北部的“用工荒”新闻则再次给大家提了醒：结构性甚至大范围的“用工荒”威胁一直存在着，特别是在资金和原材料的双重压力之下，“用工荒”蔓延无疑令“秋风萧瑟下”的中小企业嗅到了冬天的气息……

　　“用工荒”北上：涨薪三成仍旧难招工

　　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用工荒”正在向北传导。

　　“终于熬完夏天，不用再为招工犯愁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一家海鲜餐馆老板刘永红告诉记者，暑期虽然只有3个月，饭店里的服务员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天都要想一想店里服务员够不够用。

　　刘永红的饭店秋天进入淡季就关门歇业了，不用再担心人手，但北方很多企业招工之路才刚刚开始。记者了解到，东北、山东、京津等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很多职位已经涨薪30%，但仍无人问津。

　　分析人士认为，北方制造业职位不及南方多，工资水平也低于南方同类企业，而类似收银员和餐馆服务员等服务类职位又缺乏对新生代劳动力的吸引力，这是目前北方缺工的主要原因。

　　企业涨薪30%难招工

　　为填补用工缺口，北方企业今年以来开始频频加薪招人，但效果仍不理想。一个小企业老板开玩笑地说，现在是能干的不愿意干，愿意干的又嫌工资低。

　　9月初，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近300家用人单位齐聚北京节后首场大型招聘会，在有9000余名应聘者参与的这次“人才大集”中，技工、普工等“蓝领”一员难求，销售代表、置业顾问等市场类职位也遭遇“花好无人采”的尴尬。

　　据现场统计，近三成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技工、操作工、普通工人等工种，工资为人民币1500元~2500元不等，相比往年有所提高，但应聘者仍寥寥无几。

　　北京某塑胶厂的杨厂长说，来应聘的大学生很多，但较多高学历求职者对他们企业的普通岗位大多不屑一顾，达成意向的还不到一半。

　　“我昨晚就带人赶到了保定，想招50名制作工人，目前报名的只有几个人。除包吃住外，我们的工资已经开到2000多元了。”天津一家食品企业的万老板无奈地感叹。

　　一方面是企业用工短缺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仍有大量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数据显示，中国现在虽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4亿人，但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1亿多人。

　　有关专家指出，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代际交替、部分企业粗放式生产方式尚未改变、用工观念不科学等因素影响，当前的“用工荒”正处于一种劳动力结构性供求失衡状态。

　　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制造业企业较少，以往河北、山东都属于劳动力输出省份，由于离家较近，京津周边一些中小企业的用工需求很容易被“填饱”。

　　但今年这种现象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河北省沧州市一家铜加工铸造厂的陈老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在工人已经越来越不好招了，今年厂里普工和技工职位涨薪幅度已经差不多30%，但仍招不到愿意干的人。

　　据陈老板介绍，目前只好找附近村子一些留守在家的家庭妇女来厂里帮忙，每天她们只需要上半天班，一个月也要开出1300元左右的工资她们才肯干。

　　南方分流北方劳动力

　　北京是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最高的城市，但走访后不难发现，现在各服务行业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缺工窘境，其他一些中小城市也不例外。

　　根据2011年山东日照市部分职位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数据显示，在非全日制的10个服务性岗位中，几乎所有的岗位工资与去年相比都有所上涨。

　　“对企业来讲，要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方法可能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能解近渴的只有加工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表示。

　　正是基于工资待遇问题，南方分流了不少本应留在北方的低端劳动力。刘永红的餐馆四五年前招暑期服务员每个月只需800元，很多周边农村的年轻人都很愿意来，现在工资涨到1800元，应聘的也只是放暑假的学生。

　　“真的很伤心，这些年轻人在我这里从普工干到技工后，厂里开出的工资就留不住他们了。”陈老板说，南方这种企业非常多，规模大、效益也好，工资也高。

　　不过，南方分流北方劳动力只是表象，这背后实际上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按照张车伟的说法，过去那种低工资、低附加值、廉价商品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这要求企业在创新上下功夫，而不再只靠雇佣低工资的劳动力来取得高额利润。(每日经济新闻)

　　“用工荒”西进：涨薪四倍无人拾棉花

　　眼下，新疆从南到北正进入棉花大面积吐絮及采摘期，然而，受劳动力成本普遍上涨和"用工荒"等因素影响，2011年高涨的拾花价格却吸引不来拾花工。

　　今年新疆拾花费较去年每公斤上涨0.3-0.5元，拾花成本首次逼近两元大关。尽管如此，各地拾花工到位情况普遍不理想，紧缺状况超过往年。棉农发布的拾花工报价也不尽相同，有的1.6元/公斤，有的1.8元/公斤，还有的甚至是两元/公斤。价格低的通常包吃住，还承担来回路费；高的则由自己负责吃住等费用。

　　信息显示，全疆拾花工的价格从北到南依次呈现上涨趋势：北疆地区拾花费每公斤在1.6元到1.8元之间，南疆地区在1.8元到两元之间，均包吃住和路费。比如在呼图壁县附近，拾花费用大多在每公斤1.5元到1.6元，往南到了库尔勒市则在1.8元以上。有着棉城之称的阿瓦提县，拾花费高达两元以上。

　　一位长期组织拾花工招聘的中介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新疆地域广阔，从内地来疆的拾花工大多集中在石河子和玛纳斯等周边地区；南疆相对较远，所以拾花价格也依次增加。

　　据了解，去年除了个别地区外，新疆拾花成本大多低于2元，徘徊在1.5元到1.8元之间。尽管目前才是采摘初期，可冲破两元大关的却比比皆是。而一路上涨的拾花费似乎也失去了诱惑，棉农的普遍感觉是，内地的拾花工越来越难招。这是为什么呢？

　　调查显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拾花对内地人诱惑力减弱，按照一个拾花工每天拾60公斤棉花、每公斤两元计算，一天的收入是120元，而相同劳动强度的体力劳动，如在城里建筑工地打工等，也能赚到相同的钱，且不用奔赴新疆。

　　其次，近几年蔓延全国的"用工荒"仍无缓解迹象，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都通过提高工资招人留人。而无论是陕西还是甘肃、四川，年轻人大多到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发展，收入比新疆只会高不会低，留在农村的多是不能离开的老人，可流动的劳动力已经非常少了。

　　第三，尽管新疆拾花费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两元，但通过中介等扣除一些，最后到拾花工手中的钱并不多，不像前几年，去新疆拾花赚到的钱明显高于在当地的同等劳动收入。在此情况下，很多人自然放弃了进疆拾花的打算。

　　目前，石河子、呼图壁、沙湾、库尔勒、阿克苏等地拾花工到位均不足一半。有棉农表示，采摘初期人手紧缺时可以通过顺延时间来应对，一旦进入大面积采摘期，再招不到拾花工，就会带来棉花掉花、干枯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棉农的收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

　　东部“用工荒”：从未离开

　　在小型开关生产商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座次松散的工人正在工位上赶工。春节以来，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基本处于半负荷运转。

　　“公司满员时大约有350名员工，但今年即便是涨薪，春节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难已经成为最大的困难。”康尔乐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

　　企业缺工，劳动力市场却有不少闲置劳动力。记者在浙江温州采访时正下大雨，随机走进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职业介绍所。不大的门面里闲坐着30来个中青年男子。尽管下着大雨，但他们都没有呆在家里，而是出来等活干。镇里的整个劳动力市场有400多人在等待。

　　一边是“用工荒”困扰着中小企业；另一边，劳动力市场却存在为数不少的闲置劳动力〈似矛盾的二者同时并存，是记者在沿海多省调研时发现的“怪相”。

　　“我们也在纳闷，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有这么多闲散人员。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不急着找工作，也不问，只是在市场里逛。”浙江省义乌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义乌市劳动力市场的人流春节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场内人数维持在三百多人，上午人多时可以达到五百人，“事实上市场里每天发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条，真想找工作还是能挑到岗位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胀背景下各项成本提高，推高了农民工的工价预期，而生存困境下的中小企业能够承受的人工成本又较为有限。“用工荒”并非源于完全无人可招，劳资双方在工价问题上的难以调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事荒人闲”的用工局面。

　　“不是缺工作机会，关键是工资都太低。”记者在温州乐清市柳州镇劳动力市场碰到了32岁的重庆人方厚亮，他说他现在的月薪是2000元出头，正准备另觅东家。

　　方厚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水电费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饭1200元，再加上抽烟、手机费等开支，就剩不下多少钱了。他说，“猪肉、煤气、油盐酱醋都在涨，起码要找个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记者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的多个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没有找到工作，最长的已经等了两个月。他们说，老板不肯涨工钱是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

　　“我们做计件工的，每件东西能赚多少钱，加起来老板能赚多少，我们都会算出来的，我们不傻。”来自贵州的农民工王福满说。

　　“企业主清楚，招工也能招得到，说白了，问题关键在工资上。”浙江南方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孟宣说，因为工作稳定，五年前厂里进人还得走后门、托老乡关系，但如今平均工资涨到了2500元，依旧缺工。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说，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承受不起了。”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永良认为，中小企业大多是草根创业，而转型升级无法一蹴而就。企业生存困难涨不起工资、招不到工人，连开工都困难，更难以转型。

　　“淘汰一批生存能力不强的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但由此带来的工人闲置问题不可忽视，同时应避免出现‘企业生存难——招工难开工不足——企业生存更为艰难’的恶性循环。”卓永良说。

　　对此，一些专家提出，眼下不妨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有潜质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避免用工难题压倒中小企业，从而带来更多冗余劳动力。

　　但工钱并不是导致“用工荒”与闲置劳动力并存的唯一原因。阿里巴巴集团近日走访了浙江7个城市的94家小企业，并对当地2313家小企业进行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去年相比，用工人数增加的小企业仅占30%，用工人数持平的占42%，用工人数减少的占28%。从员工人数减少的原因来看，34%的被访小企业认为很难招到熟练的技术工或者高科技人才。

　　专家认为，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就业引导，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避免在企业走上转型升级道路后出现更多的闲置劳动力。

　　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等人认为，当前仍然是结构性缺工导致劳动力市场走向买方市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多重因素导致工价被抬高。

　　“但是，一旦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仍将面临就业难。政府有责任引导当前闲置的劳动力就业，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形成能够适应未来企业需求的、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避免眼下这种‘一边缺工一边闲置’的现象持续，甚至蔓延。”陈诗达说。(新华网，记者 张遥 张正富 黄深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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