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珏磊等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实习生 赵淑菊 发自上海

　　《福布斯》杂志两年前的一份榜单，近期再度走红。这个2009年“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排行榜将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罗列于全球50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二名，当时即引起大量讨论。9月19日，《人民日报》旧事重提，对其进行质疑，将中国的宏观税负话题再次推向漩涡中心。与此同时，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据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由此，减税呼声再起，殊为凶猛。

　　《福布斯》榜单惹争议

　　根据《福布斯》计算方法，就一些各国都有的税种，选用最高的边际税率来计算痛苦指数，例如，2009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25%，则相应的痛苦指数为25，照此算法，直接加总各项最高税率和社会保险费率，得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为159，仅次于法国的167.9，高踞全球第二。

　　时隔两年，《人民日报》日前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对此，《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人民日报》有很多地方确实有道理。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税负问题是很复杂的，宏观税负也不是唯一的尺度，应该允许通过别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这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是唯一正确的。”

　　“税负痛苦指数”只是福布斯简单形容税率高低而生成的通俗化概念，周健工认为：“一方面，税率越高，纳税人感觉越痛苦；另一方面，如果税收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使用，纳税的负担和所享受的福利相匹配，大家也不会产生痛苦感。”

　　《福布斯》榜单的科学性，是一些学者质疑的焦点。知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即告诉时代周报：“不同的税是不能相加的，一头猪加一支铅笔加一个杯子，不能说加起来就是三。而且，仅算边际税率，不作加权，会对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扭曲。再有，福布斯是有选择地挑一些税种，它标榜的公正性肯定不成立。比如说西方国家普遍都有遗产税，最高达50%左右，这一项就没选。如果加上这项，一些西方国家的痛苦指数就大大上升了。”

　　不过，在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看来，福布斯是个媒体，它不是一个研究机构，因此，对其榜单提出学术要求，是“鸡同鸭讲”。“它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价值判断问题。它掌握了一些数据，证明中国大致上税是重的，这就够了，与民间企业、普通民众的感觉相比，恐怕无太大悬殊。并且，它并不只是针对中国，同时还评价了其他国家，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也认为，如果《福布斯》采用的指标是用来分析所有国家的，只用一个标准，就有它的合理性。“这个结果与老百姓的感觉也是相吻合的。从经济学上看税负痛苦指数，不只是看税收高到多少，而是把通胀率、收入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合并比较。在通胀的条件下，居民收入水平没有显著上升，而税收却是增加的，比如今年上半年个税就同比增长了35.4%。居民当然会有怨言，怨言来源于情绪，情绪产生于痛苦。”

　　财政收入首破10万亿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已达全年目标的83%。同比增长30.9%，增速远高于年初确定的增长8%的目标。据此测算，全年财政收入将首次突破10万亿元。

　　随着投资、工业、消费等各项指标的回调幅度趋缓，经济回调空间减小，财政收入增长将获进一步支撑，“今年将达到11万亿。”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对时代周报记者预测。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是基础，税收制度不尽完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告诉时代周报。

　　在刘尚希看来，税收制度不尽完善，税费偏高是一个问题，税负的分布结构不合理也是表现之一，主要是作为流通税主要税种之一的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现象，而随着商品流通规模扩大，营业税规模也会快速增长。目前正在考虑把部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是完善税制的重要一步。

　　“还有一个因素，很多人不太了解，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很高，而有些税收与GDP无关，比如进口商品带来的关税、增值税，就与GDP没有任何关联。当经济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税收收入的增长就会快于GDP的增长，导致税负比重提高。”刘尚希称。

　　全部政府收入除财政收入外，还包含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等预算外收入在内。“中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0%以上。”李炜光表示。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在刘尚希的解释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原先没有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从增量层面已经全面纳入预算。“根据财政部规定，土地出让金、国资经营性收入，这些上缴财政的部分，都要纳入预算。由于预算管理制度的加强和完善，造成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实际财力并没有增加多少。”

　　不过，在李炜光看来，财政收入十余年来一直保持30%左右的增速，这属于长期超常规增长。“如果财政收入增速过高的话，肯定有超常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竭泽而渔’的做法。对企业、对社会、对国民享受的福利，上上下下不是按经济做事，而是能挤多少就挤多少。政府要想增加财政收入，没有任何法律或体制上的障碍，而社会和市场在保障自己的权益方面没有设防，没有保护机制。”

　　减税是唯一的牌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减税呼声再度汹涌。多位专家表示，在关注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财政支出，减税是税制改革的目标。

　　“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两大流转税种，都有降税空间。主体税种应该减税了，这是最主要的。至于非税收入这块，行政收费的征收这块也要减，但这是老大难问题，行政收费要养活那么多部门，这是刚性的东西，我不太相信它能减。现在的动作只能放在增值税、营业税这些主要税种上。”李炜光表示。

　　“减税是唯一的一张牌，把个人所得税从最高45%降到20%，把增值税从17%降到12%，这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谢国忠也向时代周报表示。

　　也有专家认为，相对于放在台面上的税收收入，隐性的非税收入让百姓痛感更强，也更难以监督。华生告诉记者：“中国最主要的还是要减少非税收入。如果宏观税负不变，只是减少税收收入的话，政府会更依赖非税收入，这样更糟。我觉得取消土地出让金比什么都管用，房地产价格一下子就下来了。”

　　在刘尚希看来，政府公共收入是一个体系，应该是包括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公共产权收益等各方面。“我们不要只盯着税收，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有大量公共产权的收益，土地、矿藏等大量公共资源带来的收益因为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而流失了，应该进一步强化。这一块增加后，对税收的压力就会相应地减轻。”

　　而在现有的税收结构中，明显存在间接税过大、直接税过小的现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仅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5项间接税的税额就高达63679亿元，占税收总额的87%。而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比例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其中个税只占税收总额的6.6%。

　　“老百姓对直接税比较敏感，对间接税不敏感，但实际上人人都要交间接税。问题是现在直接税还在减，个税免征额从9月开始调整后，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比例只剩下百分之二点几。一方面大家都不希望交直接税，另一方面又都反对收入差距扩大，这就形成两难的矛盾。”华生称。

　　不过，刘尚希认为，间接税高并不是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都以间接税为主。“在提高个税免征额、直接税减税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去提高直接税。”

　　对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刘尚希认为，将会推进资源税的改革，向有助于节能减排的方向发展。企业的税负可进一步减轻，个人所得税还会更趋完善。“税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不是某一个税种的改革，否则就会流于碎片化。”

　　“未来应简化税制，目前税制太复杂，导致税收成本很高，整个税收中有20%用于征税成本，完全可以降低成本，省下的钱转化为民生投资。此外，应实现税收指数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质量挂钩。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增加税收。”石磊则认为。

　　与减税相对应，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也已迫在眉睫。庞大的“三公支出”久抑不下，与政绩挂钩的“铁公鸡”投资占比过大，民生支出比例超低，一直为人诟病。而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财政支出8076.96亿元，同比增长25.9%。

　　刘尚希认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已在进行：“现在社会性支出在不断增加。财政支出数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教育、科技、医改的支出都增加非常快。而行政管理开支尽力在压，实现零增长。”

　　不过，在李炜光看来，这些年财政支出体制并没有改革，各地政府是生产建设型的，支出主要用于“铁公鸡”，百姓客观上也能享受到一点公共服务，但与庞大的财政收入相比，远不成比例。“财政支出体制改革，难就难在这不是财政部门自己能推进的，它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关系，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而且直接牵涉预算改革。去年搞的预算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改革财政支出体制，但非常难，比税制改革还难。”

　　“公共经济的基本核心价值就是民生，要以此来指导财政收入和支出体制改革。”石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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